做学生的时候，我最拿手的功课是作文和美术，后来体育成绩也慢慢地追上去了。从小学一年级开始到高三毕业，我的每一任班主任都是教语文的。可奇怪的是，我跟老师的关系一直都停留在抗争与反抗争的层面上。至今我还不能理解，为什么当年语文老师注视我的眼神，有时候竟然狠毒得像看杀父仇人一样。

是的，我不是一个好学生，以前不是，现在更不是。如果把我和众多老师之间的纠纷一一写出来，那绝对混乱过与任何一个男人的瓜葛。

中学以后，我从老师的身上得到了一条真理----不要和比你强大的势利去抗争，因为他们轻轻的一句话，就足以改变你的一生。这条真理我小心翼翼地应用着，直到我大学毕业留校后当了老师。

两年前的教师节，正是我最心猿意马的时候。我的留学签证下来了，正忙里忙外地跟学校打交道弄辞职的事。嘴上信誓旦旦地说我出国之后还回到老地方来工作，心里却发毒誓再不回头。教师节那天我心情极差，到了晚上下班时，有人敲门，打开一看，居然是上学期带课时遇见的几个学生。

那些曾经是运动员出身的大孩子，足足高出了我一个脑袋，低着头，正好能对上眼睛：“张老师节日快乐啊。”我愣了一下，立刻眉开眼笑起来。在这一年中，我从来没有踏实地工作过，我忙忙碌碌地奔波在杂志社和学校之间，拼命地写稿、赚钱，难得在我决定叛逃之前还有人记得自己。

一束玫瑰迎面而上，血红的颜色，我竟讷讷地不知所措起来。

是的，两年前的教师节，一群比我只小一两岁的、却管我叫“张老师”的男孩子，递上来一束让每一个年轻女子都脸红心跳的红玫瑰。

是的，这些我曾经帮助过的孩子们，在一次又一次的深夜里敲响我的宿舍----张老师，我要交论文了，真写不出来了，帮帮我吧。

是的，这本不是一个老师份内的事情，但是我还是不管不顾地从床上跳起来、披上外衣，领他们到办公室里挑灯夜战。

帮学生写论文又怎么了？郑渊洁不还帮着儿子写作文吗？

我是真的不知道如何做一个老师，只是眼见着作业、考试、还有来自学校和家庭的重压，以及这些与自己年龄相仿的弟弟妹妹们，我总能轻易地回想起自己受伤的少年，那个孤独、倔强、自卑的女孩子。于是就一遍遍地对自己说----无论如何，还是让他们少受一点苦吧。

那束来自学生的玫瑰生命力并不怎么旺盛，几天以后就干枯掉了。又过了一段日子，我收拾好行李，匆匆来到了澳洲，很快就忘掉了这件事。

前两天上网碰见一个老朋友，聊了几句之后，他问我：“你还记得方辉吗？”我说记得呀，我带过他的课，我出国的时候他还坚持要去机场送呢。老朋友发来一个笑脸，说他已经毕业了，现在正在一所中学当体育老师。每次凑在一起喝酒时，他都要提到我，说起当年我帮他写的论文和他送去的玫瑰。

“这小子现在跟你一样，也帮学生写作业，所以威信极高，据说现在还在校团委工作，一呼百应呢。”老朋友兴致勃勃地提醒我说。

那天我非常愉快地下了网，做老师只是我生命中一个短暂而潦草的插曲，过眼的云烟，居然还有人记得。记得看过一个很短的笑话----女教师对学生们说：“教师节到了，你们给我点首歌吧。”一个女生脱口而出:“那我给你点那首《女人何苦为难女人》。”

看了之后我细细想了很久。是的，身为老师，那群总把自己比做蜡烛的人，又何苦为难那些执掌蜡烛的孩子们呢？你一个火起，就会烫伤孩子稚嫩的肌肤，他们手上的疤痕，是一辈子都难以修复的啊。

我的早熟和叛逆让记忆中的老师变得严肃刻薄、不近人情。所幸，那个比我高了一个头的方辉，那个曾经叫过我老师的大孩子，却将这个老师名词拓展出了一个新的含义，那就是----善待。

这个教师节，本来与我无关，但还是忍不住写下一些文字，以来祭奠自己那段充满着泪水和感伤的青春岁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