总是无法说服自己喜欢七月。在北京的时候，七月往往是炎热和躁动的，每到夏季，我的脾气就变得异常暴躁。

     
      大学生活的最后一个学期，我第一次尝到了在有空调的办公室里工作的滋味。那时我在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网站实习，现在经过了三年多的磨合和变迁，这个网站一点点地扩大规模，早已变成和新华网齐名的知名官方网站了。只是我工作的时候，办公室里还略显萧条。

    
     那时候我每天上网更新新闻，想来自己也是从那时候开始变得八卦的，搬弄是非对于一个编辑来说是优良的品质，我始终这样认为。

    

    天气渐渐地热起来了，可是还没等中央空调全面使用，北京的非典就来了。

 

     现在还是想不通为什么头儿会有那么大的勇气把当时的重中之重非典专栏交给一个毫无经验的实习生去打理。那时候的我羞涩、沉默，每天上下班都骑自行车，还穿着最普通的T恤和牛仔裤，唯一不同的地方就是办公桌比别人乱一些。在我还没有来得及思考其中的道理的时候，犹如洪水下山般的工作量就压下来了。

     我想我当时的工作还是不错的，和办公室里的人也处得一团和气。快到七月的时候，我的实习期结束了，头儿找我谈话，给了我一笔在当时的自己看来价值不菲的稿费，又拿来一张待填的表，告诉我休息一阵后，八月就可以来正式上班了。

     当时北京的非典警报还没有完全解除，我骑着自行车到学校参加了一个很简单的毕业典礼。在一个很简陋的阶梯教室里，四面明窗、两扇大门都以最大的程度敞开着，春天之后我第一次看见那么多人聚在一个相对狭小的空间里，不由有些紧张，那时候职业的敏感已经开始变相地刺激我的神经了。

     在例行公事的领导讲话之后，我听见院长在远远处喊我的名字，我就捏着几乎被攥出水来的讲稿上去了。我的部分是学生代表发言，从来不是一个好学生，一直都不是，在这么一个特定的时期找出一个除了舞文弄墨之外一无所长的人来代表本届学生，也是一个天大的讽刺。

     想起离别，我只是有些伤感，于是我用了一种似乎在追悼会上才可以出现的语调往下读，我说：”我的同胞，我的手足，我的兄弟姐妹，我们什么时候可以重新相聚……就在这片蓟门烟树下的方寸土地间，重新相聚……”读完的时候，我回过头，居然看见有几个台上的领导红了眼圈儿。

     几天之后，七月就来了。学校里有人找到了我，说我最后的报告打动了某个领导，他给我争取到了一个计划外的名额，让我留校。

     在炎热的时节里，人的思维容易出差错，也容易意气用事，我居然找到电台的头儿，说我准备留校了，我不来台里工作了。头儿有些吃惊，但是很快平静了下来。中央台是什么地方，自然不会缺我这棵葱，他很自然地把合同退给我，还大大地鼓励了一番。于是我就得意洋洋地打车到学校人事处去报道了。

     跟人事处签完合同回来的路上，碰到了一个大学同学，他见到我的第一句话就是：“听说你丫大脑进水啦？”

 

     一直都不喜欢七月，直到现在。因为我曾经在这个时节里做过了一个这么愚蠢的决定，以至于自己差点终身被困在一个让我憋地喘不过起来的办公室里，给一个连字都不会打的处长当秘书，还要偶尔带几节其实连自己都不太明白的理论课。

     那天在网上碰见一个毕业后考上本校研究生的同班同学。她毕业前去北大医院实习，很顺利地留在了物理康复诊室。一阵寒暄之后，她绘声绘色地给我讲起了今年学校近百个研究生毕业生为了几个珍贵的留校名额而争夺得头破血流的情况，她说：如果不是事先签好了合同，我也想争它一争呢。

     听了之后，我不由一惊。我认识一个男孩子，他曾经非常智慧地把在机关工作里的人比喻为“一只拖着金蛋飞的鸟”。他说：”这是真正的黄金啊，所以你永远想把它变成自己的运营资本；可是这也是一枚沉甸甸的蛋啊，拖着它，你一辈子也飞不高。“

 

    是的，当鸟儿甩掉重物展翅翱翔的时候，没有人知道它是多么的欢乐和解脱。